2022赛季中超联赛落下帷幕，除了冠军归属与保级悬念，一项贯穿整个赛季的议题再度引发广泛讨论——U23政策，这项自2017赛季起实施的政策，在第六个赛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与反思，是继续坚持，还是调整方向？足球界与球迷的观点激烈碰撞,折射出中国足球青训与联赛发展的深层困境。
2022赛季，U23政策要求每队每场比赛至少保持一名U23球员在场上（受伤减员情况除外），从表面数据看，政策“执行率”较高，但实际比赛内容暴露了问题，多数球队选择在比赛最后时刻换上U23球员应付规定，部分球员登场时间仅数分钟，被球迷称为“打卡式换人”。
数据显示，中超U23球员场均出场时间较前几个赛季有所下降，关键位置（如中轴线）的U23球员数量不足，真正依靠U23球员担当主力的球队寥寥无几，更多球队将政策视为负担而非培养机会，这种“应付式”执行，使得政策初衷——通过比赛锻炼年轻人——大打折扣。
政策支持者认为，在当下中国足球环境中，若无强制规定，年轻球员更难获得机会，中超俱乐部普遍急功近利，追求短期成绩，教练不敢冒险使用新人,U23政策至少为年轻人打开了进入一线队的大门。
山东泰山、广州队等俱乐部在本赛季仍涌现出多名有潜力的U23球员，他们在政策保障下获得了成长空间，支持者指出，日本J联赛也曾实行类似保护年轻球员的政策，与其配套的青训体系结合后，逐步提升了本土球员水平，他们认为，问题不在于政策本身,而在于执行方式和配套措施不足。
反对声音同样强烈，批评者指出，U23政策扭曲了足球比赛的竞争本质，迫使教练做出非技战术考虑的换人决定，影响了比赛质量与公平性，更严重的是，一些球员因“政策红利”获得高薪与位置，却缺乏真正竞争意识,反而阻碍了其成长。
北京国安主帅曾在采访中隐晦表示：“所有教练都希望根据状态和战术需要决定阵容，而不是被年龄条款限制。” 政策催生了“年龄造假”“突击换人”等不良现象，反对者认为，年轻球员的成长应依靠完善的青训体系与健康的竞争环境,而非行政强制。
2022赛季，各俱乐部对U23政策的应对呈现两极分化，部分财力有限的球队大胆启用多名U23球员，甚至以其为班底，虽然成绩受影响，但收获了年轻球员的成长，例如大连人队在主教练谢晖的带领下，多名U23球员得到实质性锻炼,战术执行力明显提升。
相反，一些追求成绩的球队则采取“最小化合规”策略，将U23球员放在影响较小的位置，且频繁更换人选，导致年轻人难以积累稳定比赛经验，这种分化反映出政策在不同俱乐部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,也暴露了中超联赛缺乏统一的青训哲学。
对于U23球员自身，政策是一把双刃剑，他们获得了原本可能无法企及的中超登场机会；“政策球员”标签带来额外压力，甚至偏见，有年轻球员坦言：“希望被认可的是能力，而不是年龄。”
部分球员在政策保护下崭露头角，如上海海港的刘祝润、河南嵩山龙门的韩东等，逐渐站稳脚跟，但更多球员在政策年龄结束后迅速边缘化，反映出“突击培养”的局限性，球员的真实成长，需要连续、稳定的比赛机会，而非断断续续的“政策时间”。
纵观世界足坛，鼓励年轻球员发展的政策各有不同，欧洲主流联赛多依靠俱乐部青训体系与租借机制，辅以报名限制（如欧冠名单需包含本土培养球员），邻国日本通过高中联赛、大学联赛与职业梯队多层次培养，J联赛的“年轻球员奖励制度”侧重激励而非强制。
这些体系的共同点是：尊重足球规律，将年轻球员成长嵌入整体足球生态，反观中超，U23政策孤立存在，与青训联赛衔接薄弱，校园足球通道不畅，导致政策负担集中于职业联赛一线队，这种“单点突破”难以带动整体人才链。
2022赛季的争议表明，U23政策已走到十字路口，单纯取消或僵化执行皆不可取，未来可能需要更精细化的调整，足球界人士提出多种建议：将U23政策与俱乐部青训投入挂钩；调整为U21政策，聚焦更年轻群体；设立分阶段的出场时间要求，避免“打卡式换人”；或者逐步过渡为“本土球员培养计划”,强化俱乐部青训主体责任。
根本而言，年轻球员的培养需要体系支撑，中超联赛应加快建立完整的预备队联赛、U21联赛，并与中甲、中乙打通年轻球员租借通道，教育部门的校园足球与体育系统的职业青训需加强融合，扩大选材基础，只有多管齐下,才能形成健康的人才涌现机制。
2022赛季中超的U23政策困境，是中国足球转型期的缩影，政策向左还是向右，并非简单选择题，而是如何构建符合足球规律、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命题，赛季结束，反思开始，未来政策的调整，应当超越“年龄”与“出场时间”的表层争论，深入到青训质量、比赛体系、俱乐部运营与足球生态的重建之中，唯有如此，年轻球员才能真正获得成长的土壤,中国足球才能找到可持续的发展之路。
